汪骢，1982年大学中文系毕业（77级），毕业后先在国家部委任职，后到一家中央媒体工作了三十多年。
作者：汪骢
1978年1月底，我在农村插队时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成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。1977年11月中旬，中国570万考生走进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，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.3万人，史称“77”级。那一天上午，生产队特别为我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，跑了5公里的山路，到公社办理有关手续，然后回家准备行李到学校报到。开拖拉机的村民一路跟我说话，其中说道，你几这下好了，穿皮孩（鞋）戴水（手）表拿工资，我几还是在土里刨食，过苦日子哉。山路坑坑洼洼，我坐在车斗里，身体被颠簸得上下耸动，屁股被铁板硌得生疼，一脑门子的心事，沉默不语。办好手续，出了公社大门，看见不远处阳光圈里靠墙站着一个男青年，他穿着一件军大衣，枣红色的围巾，头发蓬乱，手腕间露出黄铜色的手铐。他叫曹纬中。一个小时之后，要召开公审大会，宣判犯有破坏军婚罪的曹纬中有期徒刑3年（还有其他被判刑的）。会场台子已经搭起来了，白底黑字的大横幅挂在空中，被寒风吹得猎猎作响。当时，军婚是受到特别严格保护的。1979年，“刑法”修正案对于保护军婚的条例做了修改，以后对此款又多次修改，除了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一般不会以最高处罚量刑。也因为曹纬中，我才一直关注有关军婚法律条款的变化。听到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走不动路了，脚步似乎被钉在土地里。曹纬中犯事我知道。为了准备高考，临考之前我找大队、找公社各级领导，铁了心要报考，不顾头上的各种“先进”“优秀”“培养对象”的帽子，甘冒被处分的风险，才勉强给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从农村赶回家复习。高考后第二天我直接从考场返回了农村，就听到曹纬中出事了。就在我回家复习期间，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他被一个叫丁某某的当地回乡知青举报，有关人员接报后赶来看到的情形是，他和一个年轻姑娘依偎着身体坐在火桶（南方冬天取暖的大木桶，里面生炭火）沿上，腿上盖着毛毯，俩人应该是在唱歌，曹纬中手里还拿着一把口琴。送我出门的是公社分管知青的陈书记，他多次抽调我帮忙做一些应景的宣传工作。我问道，陈书记，能不能让我跟小曹说说话，我跟他是好朋友，这个您是知道的，我明天就离开了，走了。陈书记正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，趸了一下披在肩上的棉袄，嗯嗯两声，然后说，人之常情嘛，我理解。我去跟公安局的人说说。走过来一位身穿一套蓝色制服的中年人，陈书记介绍他说是县公安局的。陈书记又介绍我，那位男士转变了严厉的神态，张开嘴笑了，说，小汪我早就知道你了，去年到地区开知青先进代表大会，我是会务组的，我见过你。他又说道，这真是不简单啊，这次高考，我们全县也就考上五六个人，你是我们县的光荣啊。陈书记接过话来，说，给我们公社争光了，小汪没问题，报名的时候我就说了能考上，还有，那个……陈书记抬抬下巴努一下嘴，指向曹纬中，说道，不是这个事情，他也没问题。中年警察轻轻一弹衣襟上的烟灰，说，嗯，知道，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，可是他自己毁掉了自己啊。这样吧小汪，陈书记说了你想跟他说说话，我理解，但这个是违反纪律的，他现在是在押犯人，但我相信你，就在这边的坡地上，不准超出我的视线范围，知道吧。说着，他故意摸一把腰间，露出来一把手枪的枪柄。我赶快说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曹纬中走近我，哆嗦着嘴唇，第一句话就说，有烟吗？赶紧递给他香烟，他双手举高接过，那手铐跟着发出一阵叮铃铛铛的声响。曹纬中脸色铁青，额头一个血肿大包，嘴唇干裂有血嘎巴。我问道，你还好吧。他连续大口抽烟，说，还活着。我说，你的额头怎么搞的，要不要我帮你要点药。他说，我自己在屋子里撞的，没事。接着，他长叹一口气，说，真好，你上大学了，祝贺你，实现了你的理想。以后，我们就是两条路上的人了，唉，我这辈子算完了。我说，不要这么悲观，3年时间也不长，你出来了可以试着再参加考试。他惨笑一声，说，不可能的，这我还不知道吗。我说道，你可以自学，电大或者夜校。他低着头使劲摇晃，说，不说这个了，我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去年回安庆开会，我要是听你那句话就好了，我们本来是应该一起参加高考的。1975年12月某一天，也是在公社这里，我被指定为新来一批知青的代表，在欢迎大会上发言，表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，说了一些很有激情、很革命的话。散会后，一个高个子男青年走过来自我介绍叫曹纬中，也是安庆人。然后直截了当地说道，你很不错啊，来了就被领导重视了，但是也没必要表现得那么革命吧。我有些惊讶，说道，必须要这么说啊，领导要求的。曹纬中说，是啊，你也没办法，既然你被选了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。可是你这样一说，以后你就要被孤立了，在知青里头就会有人故意跟你作对，至少有一大半人。我来了两年多了，开始跟你一样，吃了很多苦头。我一下子很蒙，有从云端直往下掉的感觉。“被人孤立了”。曹纬中见了，笑笑说，哎，没什么，你以后多注意就好了，多跟大家在一起走动，大家就会知道你的心思了，嗨，这年头，谁还不一样嘛。我们边走边聊，到公社附近的小卖部买香烟。这时，我认真地打量曹纬中，他高过我半个头（后来问他是1.78米），五官清秀，肤色白，长腿宽肩，身材匀称又比较结实，一身衣服很干净合体，昂着头走路，不时地撩一下头发。在当时这个贫穷的山乡，很少能见到长得这样英俊、穿着这么干净的男青年，在人群里真有一枝独秀的风格。我问道，你做过学生干部吧？他说，做过，从小就是，但那些经历到了这里，屁也算不上，家里有过硬的关系才厉害，干部和农民才会巴结你，最不济你也要有本事给队里搞几车化肥呀，才能更快给你招工当兵的指标。哎，你家有关系吗？我说，没有关系。又似乎怕他看不起，接了一句，说道，我父亲跟这边县里有点关系，隔着其它关系介绍过来的。曹纬中笑了，说道，一看你就是一个实在人，咱俩差不多，难怪我一见你就有很亲近的感觉。我跟他说起刚到生产队，还没有正式干农活，还抱有大干一场显露身手的想法。曹纬中一笑，说，刚来的都是这样，不需要三个月，你的热情和理想就消磨得差不多了，一年之后你就开始想着怎么尽快回城了。转弯抹角的，大家都在找关系，鸟有鸟路蛇有蛇路蚂蚱还有蹦跶的路。唉，熬吧。我很关心今后的招工，问道，你都两年多了，什么时候有希望招工？曹纬中哈哈笑，看着我说，刚才谁还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呢。我正要辩解，他说，哎，开个玩笑，现在人都是这样的，表面上表现积极，都是为了给领导看，在为自己争取机会。跟你说实话，我对招工不怎么感兴趣，特别希望能推荐上大学。我说，工农兵学员，那当然厉害了，很难的吧？曹纬中说，是难，可是我就希望上大学，从小就想。当年，我们生产队一个男人壮劳力，每天10分工，四毛五分钱，在当地算是好的了。插队第一年，队长给我们记5分工，第二年是7分工，干一天两毛七分钱左右，只够买一包“东海”牌香烟、3个鸡蛋或5根奶油冰棍。如果全靠劳动，是养不活自己的。后来，我多次被抽调到公社帮忙做事，公社给10分工补贴，还管三顿饭，我就很高兴。每次抽调到公社，都会碰见曹纬中，尤其是逢年过节，县里要组织各个公社文艺汇演，曹纬中就是领导和群众依靠的导演。他会拉手风琴，又在学校宣传队跳过舞蹈。还有，公社定期出大字报专栏，用芦席扎制成一道墙，张贴各种大字报、各种通令法规和宣传标语，不时贴有法院判决的布告（现行反革命犯、盗窃犯、流氓犯、投机倒把犯、鸡奸犯、偷听敌台撒布谣言犯、毒死耕牛生猪犯），被判枪毙的姓名上打红叉，触目惊心。这些文字的东西，零零总总地张贴在芦席墙上，高度两米长度大约十来米，位于公社大门外。这些写写画画的工作大多是我跟曹纬中负责做，写毛笔字的活我做的多，画画的活他做的多，他从小学有画画的爱好，也拜师学过几年。有多个夜晚，我们在公社会议室加班干活，头顶上一盏气灯（没有电灯，一种打气后发光的照明装置）嘶嘶作响，灯光惨白并且照射不均匀，映得人脸上黑一道灰一道，人一走动，墙上影子跟着动，如鬼魅游魂一般。到了夜里十一二点，厨房的大叔端过来两碗炖猪脚或鸡蛋挂面，几个米粑，我们咂吧嘴吃得喉咙哦哦响。接触多了，我对他的家庭和经历，也多了一些了解。他父亲是纺织厂技术员，母亲是小学老师。他父亲原来在上海一家工厂，1950年代初期，组织上调配他到安庆支援当地的经济建设。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，陆续有多批上海、北京各类技术人员被派往安徽各地，加强工业体系比较落后省份的建设。曹纬中在我们这群知青中，无论出现在何时、何地，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也会成为别人的话题，这一点他躲都躲不了。每个鸟儿都有羽毛，而他的羽毛却有些光彩夺目。
每年冬季修水库是一个很苦很累的劳动，旷野寒风，劳动强度大单调乏味，为了制造气氛鼓励干劲，我们抽调出来搞宣传的人就有了躲避的机会，但也招来知青之间的嫉恨
我记得，那一年五一节，我们搞了一期特别专栏，一改那种大批判的风格，以各类宣传画为主，有一些文化的、生活的、吸引人眼球的画作，大多是出自曹纬中的手笔，是他从宣传手册里挑选描摹画成的。加上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当地老者，我们三个人站在路边工作，曹纬中爬高架梯爬上爬下画画，吸引了很多路人观看；看什么，看画，也看画画的人。那一天，他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，挽着袖口，一条绿色军装裤，白色“回力”牌（当年最为流行的，价格10元左右，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资）球鞋，树荫间的斜阳一道地道划出通天线条，远处青山含黛，近旁绿草如织，花红似火水清如镜，那曹纬中就是画中人。其实，无论身处什么环境，人们对于美的对象的感受还是比较自然比较敏锐的，也有很多共通的东西（基于这样的积累和认识，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是《试论共同美感问题》，在1980年代初期，应该算是比较前沿的了）。当时曹纬中的形象给我视觉冲击力也是很大的，我要是一个女孩，也肯定会对他暗生情愫，也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他。我们在干活的时候，不时地过来一群人围观，我听到有人说，嘿，这男伢子好光鲜（好看）啦。农村大嫂毫不遮掩的火辣辣的眼光，从曹纬中宽阔的肩膀横扫到他的长腿和凸起的臀部，有几个住在附近的姑娘，站在那里，互相扭扯着身体、揪挠着头发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，像一群林中的鸟或屋檐下的春燕（这都是人间4月天惹的祸）。因为多次从她们家屋前经过，我认识她们，就走过去说，怎么样啊，把这个大个子哥哥领回家，跟你生一窝伢子好哇，你们办喜事，我也捞一顿红烧肉吃。几个村姑脸色绯红，捂着嘴哈哈笑，其中一个个子高一点的胆子也大一些，转过头斜眼看我，说道，就他一个人怎么够哇，你也跟我们走噻。我没有准备接这个话茬，一时无言以对。曹纬中站在梯子上听见了，笑着说，这回知道了吧，你还是个嫩秧子，过两年再跟她们过招吧。那个时候，物质和文化生活很贫乏，知青们把谈恋爱当作艰苦生活中唯一的乐趣。但是，我了解曹纬中却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愿意轻易谈恋爱。不算高中时候的初恋，他有过一次正式的恋爱经历，据他说也到了山盟海誓的那种份上，以后各自在异地插队，一年多之后也就分手了。他也劝我说，女孩可以多接触、多了解，但没有自己中意的，宁愿孤单着也别随意谈，他说，这种事又费精力又费钱。还说道，他们那些人，其实就是互相找安慰的，招工一回城就吹了。这是一个我也很感兴趣的话题。工作当中闲聊，曹纬中说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认识，其中说道，我已经不相信世间还有真正的爱情了，男女要想长久，没有爱情不行，但仅有爱情更不行。中午时分了，我看见一个姑娘从公社中学的方向远远地走过来，她姓杨，铜陵市女知青。因为家里有过硬的“关系”，杨姑娘插队半年左右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，有人说她几乎就没有光腿下过泥巴田。知青中传说着她下乡时的排场，前头一辆中型吉普，拉着她和父母以及行李，后面一辆“解放”拉着一车“尿素”（一种很紧俏的化肥），在山村道路上一路迤逦而来。当时公路沿途的生产队农民都在田地里劳作，看到了极少见到的小车和大车，惊讶得合不拢嘴，又看见白色化肥包装袋上“尿素”两个字，更是十分羡慕，有队长就说，日你妈的，是哪个队能有本事搞到这许多的“尿素”，这一下今年的稻谷、麦子、红薯，那产量不是得翻一倍啊。其他人就追着远去的卡车嚷嚷，喂，也给老子队里留下几袋噻……杨姑娘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。但凡说一个姑娘长得漂亮，那肯定是具备了一般性漂亮的各种元素，符合既定的一些标准，如果我再描述一番，那就是画蛇添足了。一句话，杨姑娘出现在人群中，肯定是吸人眼球的。我只是在某一点上，当时跟曹纬中意见不一致，他认为杨姑娘60度角的侧面最好看。多年之后，经过世事的磨练和生活积累，让我记起曹纬中的这句话。应该承认，他在这方面是具有天赋的。人类对于某一类事物的认识，大多数人是学而后知或历经曲折而后知的，少数人是一碰就知或具有天赋的。我看到杨姑娘走近来，双手扭在后面，仰起她好看的头颅目不转睛地看着曹纬中，就说道，小杨老师，带什么好吃的也有我一份吧。她撇了我一眼，说，怎么一见面你就谈吃啊。我说道，是啊，本人没有什么远大的追求。杨姑娘说，哼，你，我还不知道吗，你心里想的事多了。曹纬中听见她说话，回过头笑一声，你好，悄悄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过来了。杨姑娘说道，这回是一语双关了，你好，我什么也没带，我们去公社食堂吃，邻队有人家娶媳妇杀猪，我买了几斤新鲜五花肉，请师傅做了红烧肉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已经听到关于杨姑娘的传言，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青年军官，正在交往之中。中午吃饭，我端着一碗红烧肉去一边吃了。许、杨二人坐在公社会议室吃饭，我从一边的窗户望过去，那是一幅很好看并且很温馨的画面。当时，我很羡慕曹纬中，希望自己也有跟这么漂亮的姑娘一起吃饭的机会，当一回别人眼睛里的画中人。又见到杨姑娘是在年底。我们一些人又被叫到公社，这一次是重要任务，排练几个节目，参加县里和地区的文艺汇演。领导说，要力争搞一个节目代表县里参加地区选拔，为公社争光。为了表示特别重视，晚上加班后的加餐，不是从前的鸡蛋面，而是鲜肉包子，冬夜时分，大木桶包裹着棉被拉过来，味道极其鲜美，而且管你吃够。我感到特别满足，甚至看到了那种叫“幸福”的东西。现在想起来，插队两年多时间，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吃，总是在找好吃的，想着好吃的，实在是比较低级趣味。曾经在大雪天，为了吃肉，几个人走七八里山路，经过几处山丘低谷，有的地方雪深盈尺，前胸风吹冰凉，后背热汗淋漓，赶到一个农民家，买了肉又马不停蹄地走回来，已经晚上八点多了，担水洗菜、烧火做饭，四个人又吃又喝，吃到夜里两点，把五斤多红烧肉和一锅南瓜蒸米饭吃得一干二净，一人还喝了一大碗锅巴萝卜汤。曹纬中负责挑选和排练节目。那一段时间，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左右，脸上天天都挂着两个黑眼圈，在他白净的脸上更显得黑。我辅助他工作，多次熬不过，在会议室打瞌睡，眼底看东西是恍惚的，而鼻子底下闻到的是厨房肉包子的葱香味。曹纬中对于这项工作的认真付出是令我感动并且让我佩服的，我也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。杨姑娘独唱《沂蒙颂》，后面还有一群舞者。这样的编排创意，在我后来的职业经历中看过太多，而在那个年代，曹纬中的创意是难能可贵的是超前的。杨姑娘也非常认真，整天捧着一个泡着胖大海的水杯，披着一件军大衣，脚步走动着，嘴里不时地啊啊哦哦着，颇有一种我多年后见到的参加春晚演员的模样。几次排练杨姑娘演唱的节目，曹纬中似乎是恨铁不成钢的急，几步跑过去，把手摁在自己的腹部，说道，用气一定要均匀，唱歌重要的就是懂怎么换气，气不能随意间断，不要用拙力，那是瞎吼。1975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把舞台剧《沂蒙颂》拍成电影全国公映。这部剧的舞蹈设计、音乐和表演技能超过了《红色娘子军》和《白毛女》的艺术水平，女主角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程伯佳扮演，她高挑的身材、漂亮的容貌和高超的舞蹈技巧，惊艳了广大观众的视线；音乐曲调抒情优美温情上口，导致全国掀起了一股学唱主题歌学跳英嫂熬鸡汤这段舞蹈的热潮。我们在农村还因为一个细节闹出来笑话。邻队的知青因为喜欢英嫂，城里农村追着舞剧看了五六遍、七八遍，非要认为跳的和唱的都是一个女演员，有人不同意，为此几个人在田间干活时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引起队长大为不满，大骂一句脏话，怒吼道，你们争个么东西，是你的婆娘吗，能当饭吃吗，老子看你们是吃饱了有力气，过明个叫你们到山里修水库去。在那个年代，全国此类情况甚多，因为看电影很多人都可以写出千奇百怪的故事。罗马尼亚电影《多瑙河之波》上映后，很多人就为了多看一眼船长亲吻他的新娘的镜头，搂住腰就那么“啵”一下，时长两秒钟，往返电影院看了七八次。大概1995年，一个偶然机会我见到了当年首唱《沂蒙颂》的单秀荣女士，席间谈笑之中，我一时间神情恍惚了，意识在1976冬天和1995年之间，在杨姑娘和单秀荣之间来回切换，很像电影蒙太奇镜头。杨姑娘的声音条件不是很好，但大多数业余歌手也基本都是这样，经过指点和勤学苦练都能达到比一般人好一些的水平。到了快要演出的那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镜头，曹纬中很随意地从杨姑娘手里拿过她的杯子，喝了一口水，那是一只包着红色毛线织成网圈的玻璃杯子（当时很常见，防烫防滑）。镜头一闪而过，我望着曹纬中的背影，一下子就明白了实质性的内容。杨姑娘的独唱节目顺利出线，被选中参加安庆地区文艺汇演，同时还有表彰地区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大会，可谓一个地方的年度盛事。我是先进集体的代表，曹纬中是先进个人的代表。1977年春季某一天，我们一行人走出长途车站，受到了中小学生队伍的夹道欢迎，锣鼓齐鸣彩旗招展，花环挥舞鞭炮炸响，小孩子稚嫩的笑脸大孩子疲惫的笑脸，一齐堆集在我的眼前，他们站立的时间肯定有四五个小时，我曾经多次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……那一刻，一个感觉油然而生，一年多之前我们去插队的时候接受欢送，模式一摸一样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强作笑脸了。如今倒过来，我已经神经麻木了，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当我走过夹道欢迎人群的时候，是满心的悲凉。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个感觉是强烈的和持久的。我们本该是继续读书的年龄，我们本该是青春幻想与彩云齐飞走入生活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为什么我们要去农村分农民兄弟的口粮？为什么都要拼命表现、争取被推荐招工招兵上学？为什么必须只有一条路可走？
从读初中开始，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参加欢送知青去农村插队的活动，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，轮到别的孩子们来欢送我们去农村
活动持续了几天，我从一些渠道获悉，一些有识之士推测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之后，大学可能要逐渐复课，招生条件可能会有变化，一定不要放弃功课的学习。另外，我还看到，曹纬中跟杨姑娘进出招待所成双作对。近邻公社一位领导比我大十岁，是回乡知青提拔上来的，他人很好看过的书也很多，我比较佩服他，几次交往，他曾建议我转到他家的公社。晚上一起散步说起这个事的时候，他说他也听说过，然后说道，小曹啊，将来是风流场上的才子。可是现在不能糊涂啊，不能昏了头，我是知道一些的，那个女伢子可是不简单的啊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比较多地知道了一些杨姑娘的情况。她父亲是一个地区军分区的参谋长，母亲是铜陵市某局副局长，子女三个，她是老大。杨姑娘的未婚夫是南京人，家境当然也很好，十六岁走后门当兵，后又进入南京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学习，已是副连职军官。相比而言，曹家没有什么管用社会关系，其父就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厂技术员。因此，在出事后人们的分析和猜测中，有人认为曹纬中是有求杨姑娘，有为自己找门路的意思。我认为，这个即使有，也不是重要因素，曹纬中不是随便就能看上一个人的，是杨姑娘本人的魅力让曹纬中昏了头，到后来欲罢不能。杨姑娘的年龄比曹纬中大了几个月，很有个性。我们都知道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我还要加一句，性格决定其本人的命运，以后也会决定其配偶的命运。杨姑娘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、做什么，都要胜人一筹高人一等。按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心气儿很高。曹纬中有才有貌，性格却比较懦弱，心地善良，不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你小时候打过群架吗？他说，没有，我不跟院子外面的孩子玩。开会几天，我跟曹纬中住一间房，得空我跟他说起了别人的议论，还有那个邻近公社领导的话。他说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们之间是真爱。她很爱我，她说过要下决心跟她的未婚夫分手，她说可以为我去死。我听了他的话很震撼，哦，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，“可以为我去死”，顿时无言以对。有一个情况是事发之后大家才知道的，那个时候，杨姑娘已经申领了结婚证。有人说杨姑娘隐瞒了这个情况，曹纬中不知道被骗了；有人说他知道，是喝了迷魂汤执迷不悟。举报曹纬中又带人抓证据的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回乡知青，姓丁。城市户口叫插队知青，农业户口叫回乡知青，看似字面上的区别，其实两者差别很多。下乡知青到农村插队，国家给予生活补贴，等待推荐招工回城，成为吃“皇粮”的人，当知青的时间算工龄有工龄工资。而回乡知青则只能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”，回乡后，只能拼命劳动，付出“人一之，我十之，人十之，我百之”的艰苦努力，等待百里挑一的好运降临——被推荐上学或当兵提干，跳出农村，否则，就必然要在农村待一辈子。回乡知青似乎一出生就低人一等、矮人一截，这种截然不同的知青政策，对回乡知青来说，是极不平等的。因此，在一个公社，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是处于对立状态的两个群体，一遇到开会，双方坐在各自的人群里，互相对视的目光是敌对的，在小卖部遇到，经常出现故意找茬互骂群殴的情况。插队知青故意表现出一种幼稚粗糙的优越感，从衣饰装扮到花钱做派，都让回乡知青看不惯，骂他们“烧包”“城市小流氓”；这边则骂他们“土包子”“土鳖”。丁姓是我插队地方的大姓，人数众多，家谱排行复杂，转着弯说起来都是沾亲带故的群体。其内部四分五裂互掐互斗，对异姓群体尤其是人数少的姓氏群体则又抱团好战，侵占他人的各种利益。中国农村社会由宗亲关系形成的网状结构的势力，从农村延申到城市，从家庭渗透到政府组织，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繁衍茂盛。我们看一个中国社会现象或一个事件，如果不从这个方面多加考量，是认识不透彻的。丁某某在当地回乡知青中间有一些号召力。此人生性好强，也好出风头，二十好几的人在当地都是几个孩子的爹了，他却不甘心一辈子做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，一直在争取做城里人的机会，而且，多次挑头率众跟插队知青发生争执。我当时就想到，此人生错了时代，有争当一代枭雄之志。有一次，我和曹纬中正在布置宣传栏，周围有一群人围着观看，丁某某走过来，指着我们做的大字报专栏说这说那，做出一副看不上的高傲神情，故意地挑衅。曹纬中性格比较急，说，你拽什么呢，你那么能干，领导怎么不派你来呢，在这扯什么蛋呢。我跟着说，我们以前做这样专栏的时候，你还没见过呢，充什么内行啊。几个人互相手指着对方，叫骂了一阵，一直到有人喊来了公社的陈书记才罢休。陈书记当场批评了丁某某几个人，说，你们几个闲着没事不要干扰别人的工作。以后想到，大家心里头憋火，互相憎恶看不起，其实是很幼稚的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那是很明白的问题。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瓜，掌握不了自己命运，为什么就不能平等相处友好对待呢？把受了欺负的气再转移到别人身上，阿Q欺负不了王胡，转而去欺辱小尼姑。鲁迅批判的国人的劣根性，我们从年轻到中年犯下的错误还少吗？后来，丁某某怀恨在心图谋报复致人与死地的做法，实在就是人类所有恶行的集大成者了，是绝不能得到原谅的。后来的事实逐步为人所知，丁某某先是给公社写举报信，没见什么动静，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后听说曹纬中多次到学校找杨姑娘，俩人待在她的宿舍，有时候房门是开着的，有时候是关着的。直到那一个冬日的傍晚，得到线人密报，曹纬中又进了杨姑娘的房间。丁某某领着几个人躲藏在对面房子里，看见拉上了窗帘，他赶紧跑向二百多米开外的公社报告。屋子里的情形并不是他们理想的要求，前文说了，曹纬中和杨姑娘并不是在床上，而是在依偎在火桶上。所以才出现让人奇怪的事情，曹纬中当晚并没有被抓起来，而是一直过去了半个多月，才被县里来人拘留了。曹、杨二人被堵在房间里，接到报案，一个武装部副部长带了两个民兵过来，站在房间里看一看、问一问，很快就离开了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，当地此类情况甚多。城里批判“封资修”似乎革命得很，住房又很拥挤，人盯人的生活状态，而农村的两性关系却一直是比较粗放的，是跟自身需要和物质需要直接联系的，住的又是独门独院。有一些插队五六年、甚至七八年的老知青，我们给他们起外号叫“老干部”，跟周边的农民混得很熟，带几块肥皂、两斤糖果或一块布料就钻进了女人的屋子。尤其到了农闲季节，有男人在县城当干部的人家，有在另一处公社任职或当教师的人家，女人一个人带了几个孩子，独门寡清的日子，免不了有那些节外生枝的事情，村民们即使知道了也当作笑谈。我们插队之后，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，哪个生产队都有，故事的主角有时候就在身边做农活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节或精彩的地方，说起来别人都不爱听了。二是，杨姑娘不是本地人夫家又是外省的，远在南京，当时信息不畅通，当地干部事不关己也不积极。还有，曹纬中工作认真贡献很多，公社领导班子都很赞赏他，反而对杨姑娘平时吊儿郎当搞特殊化颇为反感。有人说，如果曹纬中第二天立即行动，找人疏通，花钱请客送礼，托人找丁某某几个人说情，等等，事情大有可能被消化在萌芽状态。但曹纬中是个面子很薄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家里又没有什么钱，社会关系简单，以至于事情开始就像微风在水面上吹拂，渐渐地聚集各种能量酝酿成飓风，让这棵木秀于林的白杨树摧顶折腰。1978年的1月底，在冬日阳光照耀下，我跟曹纬中告别。土地上有残留的白雪，横七竖八一道道的，与田地形成黄白间隔的网络，树木挺立在大地上，树梢如铁条，一根根坚硬地矗立。道别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他握手，原因很简单。曹纬中的眼睛里有玻璃状的液体闪亮，却一直不见滚动下来，他连续抽了几根烟，声音沙哑，说，我觉得轻松多了，今天见到了你，你还陪我说了这些话，谢谢，我不会忘记的。我只能说一些人们都会说的一番话，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，多看书，今后的日子还很长。曹纬中长叹息，说，以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？我说，当然可以。我迈步走下坡地的时候，回头看见的是这样一个长镜头：曹纬中穿着军大衣，双手举高挥动，碗间的手铐熠熠闪亮，显得他的脸色更加灰暗；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。带着这个画面以及它给我心灵打下的烙印，我一直向前走，走了四十多年；四十多年以来，我经常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背后有一双眼睛，在注视着。我希望忘记，因为它让我很不舒服，但却做不到，今天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是这样。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宿命。1978年2月，我进入大学读书。那四年，快乐和轻松的时候少，彷徨苦闷、感觉孤寂的日子多。我认为这也是77和78级一代大学生共同的宿命【何为宿命，百度解释：前因决定后果。维基百科解释：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件由更高的权力（如神灵）预先决定】。有一天，住在斜对过寝室的班长老赵，走过来递给我一封信（信件等等都是由班长帮我们从系办公室代取），还有他那一瞥深究的眼神。我看见信封底下一行字，安徽省第几监狱某某信箱，我好像哆嗦了一下。我回了他一封信，就这一封。后来，我给曹纬中邮寄过两本书；再没有给他写过信。曹纬中是个聪明人，也不再给我写信了。我出于各种考虑，可以回避，可以疏远，但他给我留下来的影响是抹不掉的。我知道，“新三届”每个人的心灵深处，都埋藏着独特的私密，好比是一口深井和无形的利刃，散发的幽灵般的气息不断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轨迹，雕塑了他们不断变化的外形。1987年春，我已有了几年新闻职业的经验了。我利用到安徽出差的机会，绕道去我插队的地方，希望做一件自己计划的了不起的事。山间道路上，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急速前进，风鼓起米黄色的风衣，像大鸟的翅膀。我想找到当年知道和经手曹纬中案子所有的人，希望写一本书，纪实文学，从社会的、历史的、人性的各个方面，记录这个案子和其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。是因为一本书启发并推动我做的。1986年，美国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出版了非虚构小说《冷血》（In Cold Blood），详述了一起凶杀案。堪萨斯州一家农场的赫伯特·克拉特一家惨遭杀害。卡波特前往当地调查，访问了当地居民和该案的侦察审讯人员，又几十次到监狱采访罪犯，摘记了上千页的纪录，随后以六年时间写成此书，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。此书全景式地描述了一个恶人的成长与其生活其中的社会、教育、家庭、父母、童年的关系。《冷血》被美国书评家协会评为“20世纪最伟大图书”，被公认是非虚构小说鼻祖和新新闻主义先驱，一部纪实文学的经典作品。我又见到了丁某某，知道他在原先杨姑娘待过的学校当民办教师。在镇子里唯一一家饭馆，我请他和几个人吃饭。曹纬中的案子有几个疑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。我又了解到一个情况，当年丁某某拉着另一个回乡知青，还给县人武部写了举报信。正是这一封举报信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因为县人武部是基层一级的军事机构。丁某某还说了，必须把他搞进去，不然的话，他就要反过来搞死我们了。也有人问丁某某，你为什么就单单恨曹纬中这个人呢？丁某某说，我就是看不惯他，烧包，什么都是他能干。我听了这话，根据我对丁某某的认识，感觉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，曹纬中太招女人喜欢了，而且还是才貌双全的美女。这里，可以用过去的影帝赵丹的遭遇做一个佐证。赵丹去世后，其妻子女作家黄宗英写文记述说，最后给赵丹洗净身体穿衣服的人看到，赵丹身体上一块完好的皮肤都没有，每个部位都有伤疤，连耳朵上和私处都有。黄宗英感叹，赵丹他受了多少罪，有多少人都打过他。而且，那些人都不认识他。后来，也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出来，向赵丹说一句道歉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，赵丹太出名了，又被捧为中国第几美男子。耶稣说，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”。事实是，很多人都参与了打“赵丹们”的行动；到现在他们认识到了那是一种罪恶吗？季羡林先生回忆说，检举我和后来打我的大多是上我课的学生，辱骂和打耳光那是家常便饭，他们经常把我打得满地乱滚，可谓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。后来改革开放了，我恢复了工作，有的人就在学校任职，走路遇见了，就像不认识我似的，还是那一副冷漠的面孔，甚至我当了北大副校长，也没有一个人跟我道歉（见《牛棚杂忆》）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有计划地展开了话题，丁某某跟我对面而坐，抽烟喝酒谈笑自若，脸上见不到一点愧疚的神情。其间，我对丁某某说，曹纬中出来之后在一家内衣厂当电工。其它情况我不想跟他详细说。曹纬中在一家小工厂当临时工，一边读电大，过了好几年，才在郊区找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结婚。丁某某听了，梗着脖子，说道，他总归也是比我几好哇，在城市里生活，我几还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做苦力。闻听此言，我深觉意外，事到如今，没想到丁某某还这样说话，从这样的立场看待曹纬中的生活。反驳他是徒劳的，他的想法已是根深蒂固的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长了一回见识，那是对于人性、对于人类中的某一类人长了见识。此处记录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：好多年来，我曾有过一个“良好”的愿望，我对每个人都好，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。只望有誉，不能有毁。最近我才恍然大悟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坏人，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，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，是毒物的。我还发现，坏人是不会改好的。季先生写下这段话的时候，已经年届九十了。如今，我们经常听到说，坏人变老了；但更需要关注的是，有多少孩子正在变坏。我们这一代人，看到听到经历的举报、告密比比皆是。事实是，举报人都是当事人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，私下里说的话就被当作告密的证据。多年前，我在单位也有过被人举报的遭遇，差一点造成大麻烦。单位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人说：谁都想好好干，可是你在前面干，后面有一百个人盯着你使坏。是时候了，我们需要问一个明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（应该看到，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）？这个问题在全民族心理特点、文化结构、人才成长、技术创新的形成中，在实现民富国强的进程中，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？那天中午，几个人吃过饭走出饭馆，丁某某似乎还有话要说，我就掏出香烟，分发给几个人，他们说，好好，再抽一支再抽一支。丁某某接过一根烟，又伸手过来，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根，夹在自己的耳朵上，然后眼睛瞪得溜圆微仰着脑袋看着我，问道，你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拿几多钱哪？我说了。他像一只被戳破了的皮球，矮挫了半截，很重地叹口气说道，唉，我几比你只有你的零头还不到哇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他们走后，我回身望向原先公社小卖部的方向，一条土路已变成泊油路，但路面还是坑洼连片龟裂纵横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和曹纬中以及一批知青，曾经来回溜达过无数遍，闲来没事就过来溜达一下。因为这里有唯一的一家小卖部，因为有公社的办公院子，路的两旁有农机站、卫生院、粮食收购站、学校，晚上有连成一片的电灯光……是的，因为这里有文明的产物，那些设施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。我们喜欢接近文明，我们向往着它们，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”。在那一刻，我似乎理解了一些丁某某，他心里面的挫伤和一直残存的梦想，一直灼热地在折磨着他的精神和肉体。但不能据此就可以抵消他的作恶，一句话，他是主观上有意作恶的。他是一个很坏、很猥琐的人。经历过很多世事之后，我认为，男人可以不富有，不英俊，不聪慧，但一定不能猥琐。你难免嫉妒，难免因为人比人气死人而愤世嫉俗，即使你不能把这些化为改变自己的能力，即便你认为命运对你不公，也绝不能变为毒害比你优秀的人的毒液，残害比你幸运的人的匕首。如今，看到经常出现举报这个举报那个的新闻，尤其是经常出现学生举报老师的恶行，我们还是只能干瞪眼拿他们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我的一个发小同学说的话，你们这帮秀才，跟他理论个屁，没鸟（diao）用。如果你手里有足以震慑他的武器，就能让他不敢轻易侵犯你。我的发小说得很对。秀才们擅长纸上谈兵，却总是做不成个事，总是要依靠朱元璋，才能一展宏图，成就那种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功业。而一旦时候不对，秀才们轻则被打屁股或以“欲加之罪”入监，重则杀头抄家灭五族。这似乎又是中国一代代有良知有使命感的知识人读书人的宿命。那天下午，当年那位邻近公社的领导（他也姓丁）派车接我去县城，他已升任县里的一个局长。我住了两天，每餐饭都要聊几个小时。他是个人才，可惜在基层千百万人之中，难遇伯乐。寒门养高士农家出俊秀，搁在他身上，足可证明此言不虚。反过来看丁某某也可以证明，做什么样的人，完全在于他自己的选择；其次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。丁局长已经耳闻了我此行的计划，见面就给我浇了一盆凉水。丁局长说，我劝你呀，不要搞这个事了，搞不得的，累死人还不一定搞得成。我问道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呐，当年判这个案子，几个单位的领导和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参与了，还有男方部队团政治部发来了公函，说了关系到冬季部队战备集训、不准毁我长城之类的话，原来公社是想保小曹的，后来保不住了，只好把他抛出去了。我沉默难言，想到了揭示层面的一系列难题。丁局长又说道，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全面，当时我不在县里，还是后来陆续听说的。我说算了，这些人，你找不到的，即使找到了也跟你打太极，不会说真话，算了，你搞不了的。我听了点头。丁局长说得对，在这里，这件事情搞不成的。跟丁局长临行告别，我要把风衣（当时算是比较好的衣服）送给他，我笑着说，你当领导视察工作穿这个特别合适，很符合你的形象。丁局长笑得哈哈的，说，我到这个职位也没多少奔头了，过几年顶多是混个县级，就退休了。将来就看你们这一代新大学生的了，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国家肯定会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发生大变化、大进步。我走几步，回头看县政府门口，丁局长还站在那里，注视着我；镜头一切换，公社门口，坡地上站着穿着军大衣的曹纬中，注视着我……弹指一挥间，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，我们这一代人也都告别了人生大舞台，现实是怎么样的呢？已经记录了几万字的笔记本，后来就被束之高阁了。再后来经过多次搬家，也找不见了。但是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文字记载的，它在人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，生了根了。2022年1月，旅居国外期间我写下了这些文字，写得很快，过去的事情和人，都历历在目，一个细节也没有少。写完初稿，我放了歌曲《离不开你》来听。先听曲作者刘欢的原唱（词李文歧），后又听黄绮珊的演唱，过去听过很多遍了，如今我已经是波澜不惊，不会再心情起伏。因为，我看见，山与河还在那里，四季轮换，不老不荒。我们都懂了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物。两位了不起的歌手，他们的歌声有穿透时空的力量：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，你轻捻指尖揉碎了我，你鼓动风云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；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纵，可今天，我已离不开你，你不管你爱不爱我。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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